所提供的论理与行政机关决策时所掌握的事证相违。
法国大革命最彻底地扫荡了旧制度，把民族和国家合二为一。但现代意义的帝国主要指欧洲殖民帝国，突出其和古代意义的帝国同样具有社会等级，是一个外来政权在政治上压迫本地居民。
实际上，这些民族地方的领袖在外事活动中是相当谦冲的。中国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基本上都来自苏联的政法术语表，和当代西方的概念对勘，在分类学上比较相似，但在发生学上却不太亲近。这类事件的出现反映了苏格兰民众情绪的变化。但无论如何，地方民族主义已经对传统自由主义提出挑战，成为有关国家政坛上激烈争论的话题。这些国家以自由民族主义理论为基础，构造了照顾聚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地方政权。
英国政府采取了初步的措施进行回应。要知道这种观点其实包括两种不同的意思：第一：加拿大宪法修正案要求各省一致才能通过，即一致性原则。在传统意义下，裁量基准不具备法源的性质，而仅是行政机关内的内部的规范。
[39]参见陈敏：《行政法总论》，新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特别是行政机关假借裁量，追求法律授权意旨以外的目的以及依据行政人员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执行法律。观察各地所推行的裁量基准制度，我们发现，这一制度的核心技术，主要是通过规则细化甚至量化的方式而压缩、甚至消灭行政机关的裁量行为。我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去反对那些必要的裁量权，而是要限定那些过度或太宽的裁量权，剔除那些不必要的裁量权，以防止裁量权的恣意和滥用。
或者行政机关基于政策考量，在裁量基准中规定对相对人申请案件暂予搁置，则成立裁量怠惰而违法。[41]法院对于裁量基准是否成立裁量逾越与裁量怠惰的审查密度，大体上是以裁量基准的规范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授权规定作为形式上的判断标准，而且法院应该采取比较宽松的审查密度，推定凡是裁量基准的内容并未违背法律授权的规定。
在发生违法事件时，即使那些普遍适用于全体民众的裁量基准，它们也同时面向执法机关。据悉，这是适用规则实施后，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处理的首个案例，40多万元即该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5%。该理论认为：所有规范的适用对象会对规范作出这样的反应，即看该规范符合其主观用途的程度怎样。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只有沟通程序才能超越主体--客体的两分图式，才能使法律规则反映客观事实，使法律规则被民众所接受。
裁量逾越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所选定的法律效果或处分相对人逾越法律授权的范围。[22]参见于立深：《程序的多重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2期。在德国，裁量基准仅属于内部法规范的主张也是迭受质疑，所谓裁量基准效力外部化的主张亦不在少数。而且裁量基准不需要如同立法或行政法规一样要求公告，也不需要交付与送达。
它一般由上级行政机关作为公文材料并将之以公文书保管，有时行政机关也至多会以政府公告的形式对外公布。而且，在行政机关违反先例时，人民要求行政机关的也不是裁量基准的遵守，而是针对他的个案给予符合先例的平等对待。
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一般抽象性的裁量基准如同具体裁量决定，同样应该符合裁量权的合法要件。
换言之，相对人此时所主张的，并不是行政机关对其个案的处理违反裁量基准，而是行政机关因为没有维持依循法律或行政法规所做成的行政实例，从而违反了平等原则。通常我们想要证实是否满足行政先例之要件，首先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裁量基准存在，行政如果仅仅依裁量基准作成第一个决定时，毫无疑问仍然没有先例产生间接地外部效力。[28]不过，它只注重民众的反应，而不考虑国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执行。行政机关制定补充授权法律规范行使方法的裁量基准既然属于内部行为的基准，基于尊重行政机关专业判断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应该承认裁量基准具有执行上的需要、行政程序的简化、行政效能的提升以及适应个案的特殊性等行政目的。特别严重，总建筑面积超过《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面积15%以上的，按该违法建设项目整体工程造价的15%罚款。[17]参见台湾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争议问题研究》，五南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367页。
行政法学者从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出发，论证裁量基准制度对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重要功能。裁量基准的间接效力限于行政具有决定的自由空间，特别是在裁量与判断余地时才具有意义。
厦门市某开发商建设一个综合楼项目，实际总建筑面积比规划核准面积超出462.97平方米，属违反规划建设行为，按规定应受到城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因此，对裁量权的限定，并不能将期望寄予法律的颁布，而在于比法律更为广泛的行政规则的制定。
[29]但是，目前还没有出现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可以适用的要素模式--该模式不仅可以决定裁量基准的效力，而且还决定其有效的相对强度和相互渗透性--由于裁量基准的形式多样，其调整的事实对象也形态各异，其实施途径也各不相同，所以基本上很难建立这样的模式。周文明据此认为交警罚款200元的处罚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提起行政诉讼。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8]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显然，上述无论实务和理论界的哪种态度和观点，都不可回避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承认裁量基准具有法律拘束力，则很有可能因为严格拘束于基准而导致适用上的机械、僵化，难以实现裁量的个案正义。[27]影响最广的是理性--功利理论。对此，首先提到的依据是一般平等原则与行政自我拘束原则。
[36]参见李建良、李惠宗：《行政法入门》，元照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12]关于裁量基准的效力依据，前文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阐释，在此再做详细论述。
鉴于这些困难，我们尝试采用分段模型的方式，对有关影响裁量基准效力的因素来进行阐述，即从位于裁量基准制定者领域的因素。[14]事实上，立法者在这些领域往往无法提供明确的规定，因此，常见概括空泛的立法甚至完全欠缺规范。
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二审法院则认为该裁量基准仅属行政机关内部下发的规范性文件，且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依据，[6]因而通过不予适用而事实上否认了其对行政裁量权的法律约束力，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可以不受该裁量基准的约束。
并且在所获取的公益与因此而受到侵害的私益之间，也需要具备适当比例。[8]王锡锌：《自由裁量权基准——技术的创新还是误用》，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相反，如果裁量基准与其他社会规范相违背，那么只能依靠强制手段才能得以实现。关于裁量基准的效力问题，传统理论认为，裁量基准不具有外部效力，不需法律授权以及不需公告。
[9]参见陈春生：《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一]——行政行为形式论》，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03页。行政机关可以发布具有外部效力的裁量基准，因为在行政功能内具有固有或原始的立法权。
二、裁量基准的效力依据裁量基准作用于社会的现实力量，始于其效力的发生，而终于其效力的废止。[26]陈弘毅：《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从形式上看，裁量基准的效力性质就体现在其效力的相对性上，所谓相对性，意味着裁量基准的效力存在着一个否定性判断。裁量怠惰是指行政机关因为故意或过失而怠于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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